现已改建的位于香港九龙大埔道的农工党『二干会议』会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在交通部工作时，参加了农工党，有机会反复阅读了农工党历史的大量原始资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农工党革命历史悠久并具有爱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农工党的老一代领导人同共产党领导人个人之间交往甚密，结下深厚友谊；其间，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博大胸怀、高超的领导艺术，特别是为国家独立富强为人民幸福不怕牺牲、矢志奋斗的精神风范，令农工党老一代领导人敬佩不已。在这一过程中，农工党从同情和靠拢共产党转向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过了不平凡的道路。

建党初期的路走得艰苦曲折

农工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简称临委会），是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于 1930年 8月创立的。之所以取名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主要是考虑到既要与当时蒋、汪窃取的国民党相区别，又要保留孙中山创立的国民党的名称，以便争取和团结国民党内部的革命力量，继续孙中山未竟的革命事业。临委会的《政治主张》核心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政权，以复兴中国革命，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这个纲领，按邓演达的高度概括，就是“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这是邓演达民主革命思想的集中体现。

当时，邓演达很愿意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他于 1930年回国后曾找共产党谈合作，共同反对蒋介石。他把共产党作为友党、同盟者，以便建立反蒋联合战线，争取革命的胜利。当然，在革命领导权问题上，是“以我为主”的。他不赞成当时的红军游击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他认为只有新成立的政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承担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责任。

曾是邓演达的至交好友、农工党创始人之一、后任农工党中央主席的季方同志，在《回忆邓演达氏的一生》一文中，说过一段精辟、中肯的话：“邓演达氏的许多革命主张和实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的分析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周恩来总理曾这样介绍邓演达：“这人的人格很高尚，对蒋介石始终不低头。”

邓演达牺牲后，临委会的同志们化悲痛为力量，高举烈士的火炬，在革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1933年，临委会主要负责人黄琪翔等联合被蒋介石派往福建与红军作战的第十九路军将领，以及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福建事变”，于 11月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等口号。“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不到两个月，在蒋介石的优势兵力进攻下宣告失败。“福建事变”失败后，临委会再次受到严重挫折。为保存革命实力，临委会的负责人暂时分散隐蔽到国内外各地，以待时机，继续革命。

1933年 11月 20日，“中国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在福州南校场（今五一广场）召开，临委会领导人黄琪翔（图中标③者）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

“二干会议”，迈出同共产党合作的重要一步

1935年，日本想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加紧对我国华北的侵略，发动了华北事变。农工党真正同共产党风雨同舟、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

从邓演达殉难到“福建事变”失败，临委会在反蒋抗日斗争中，一直坚持邓演达的政治主张，在摸索中前进，但屡起屡仆，屡战屡败。而中国共产党人却战胜千难万险，奇迹般地取得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这一鲜明的对比，促使临委会领导人，开始从实际出发，总结失败的教训，反思走过的道路。

这一年又逢中国共产党调整了政策，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立了建立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不久，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得知这些鼓舞人心的消息后，散居在国内外的临委会领导人皆认为时机已到，便相互通报情况，决定重振组织。黄琪翔特筹措 3000元汇至香港，作为开展有关工作的经费。临委会骨干成员，迅速聚集在香港，准备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简称“二干会议”）。

这里还发生过一件不平凡的小故事。在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召开前，临委会曾就党章修改征求过中共意见。当时，临委会领导人彭泽民与中共香港组织负责人廖承志来往密切，两人经常在一起探讨革命形势，交流思想。时任中共太平洋交通网总联络人的蔡福就在廖承志家里结识了彭泽民。一天晚上，蔡福就到彭泽民家中拜访，当他走进客厅时，见客厅坐满了客人，彭泽民正在与客人交谈，像是在开会的样子。蔡福就意欲改天再来拜访，彭泽民立即叫住他：“不要走，不要走，坐下来听听，都是自己人。”蔡福就见彭老说得非常恳切，就在客厅的角落坐了下来，倾听客人们的谈话。其实，这是农工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前，在彭泽民家中秘密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讨论新的党纲问题。会议快结束时，彭老诚恳地对蔡福就说：“蔡先生，大家的意见你都听见了，你是老朋友，请你对我们的修改方案提些意见，帮忙改一改。”蔡福就愣了一下，赶紧推辞。彭泽民诚恳地说：“你们成，经验多。”当蔡福就听到“你们”两个字时，心里突然明白了，这不是叫他个人改，而是请中共提意见，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尊重。于是蔡福就回去后迅速向廖承志作了详细汇报，并将党纲修改稿交给了他。几天后，彭泽民收到了廖承志仔细修改过的党纲。

当时，临委会的领导人一致认为，“从斗争的实际看，共产党是斗争的主力，要革命就必须同红军取得联系，必须同共产党合作”。临委会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在“二干会议”上作出多项重要决定：

（一）在过去“反蒋抗日”主张的基础上，明确提出“抗日、联共、反蒋”作为农工党的总方针，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合。

（二）修改党的名称，“去掉了中国国民党的帽子，以示同蒋介石的国民党决裂”，又要反映以民族解放为己任，同意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简称解委会）。

（三）将原《政治主张》中的“建立平民政权”修改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四）鉴于过去的教训，决定“以马列主义来解释中国革命问题，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

会议还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推举黄琪翔为总书记。黄琪翔是农工党建党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他深受周恩来同志革命思想的影响，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坚持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战的主张。抗战胜利后，黄琪翔以现役军人的身份公开声明：“从此退役，绝不参加内战。”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又被蒋介石派去台湾“养病”。黄琪翔几经辗转，回到香港，后来受到中共邀请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工作。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曾经深情地说过：“黄琪翔同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真挚、高尚的革命情谊永志不忘。”

“二干会议”上还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和《告同志书》。《纲领》中承认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现有区域的政权形式，提出恢复 1925年至 1927年大革命时期的联俄政策等。

“二干会议”达成的共识和形成的决议，与“一干会议”的《政治主张》和邓演达思想相比较，都大大前进了，特别是在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态度问题上有了突破性进展。这为农工党后来同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团结合作，直至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打下了坚实的思想政治基础。

整顿组织，集结力量，进一步向中国共产党靠拢

1940年前后，对解委会来说，又是一个不平常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敌我斗争复杂而残酷，解委会向共产党进一步靠拢，两党领导人交往频繁，在斗争中互相帮助，互相支持，共同对敌。

1938年春，由 CC系、复兴系领头，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了一场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党”的宣传活动，宣扬“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谬论。与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宣传口径相配合，国民党顽固派在行动上，不仅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共产党，也把解委会等小党派视为斗争的对象。蒋介石派人找章伯钧谈话，要求取消组织，将成员并入三民主义青年团，遭到拒绝。后来又让陈立夫以“国民政府部长”职位，前后三次妄图收买章伯钧，结果都碰了钉子。最后请青年党的曾琦出面劝章伯钧说：“我们党派应该自立，不能老看共产党的态度。”章伯钧回答：“你这样说会造成一种印象，就是大家起来对付共产党，这会失去了我们的立场，对国共合作很不利。”在这些斗争中，解委会领导人表现出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坚定态度。

此后，解委会还做了两件重要工作：一是整顿党的组织；二是推动中间力量的大联合。

关于整顿组织。1940年，为了争取时局的好转，中共中央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解委会领导人从参加斗争的经验教训中，深刻认识到这一方针的正确性，认为只有在政治上同中共保持一致，在斗争中同中共密切合作，才能为本党的存在和发展争取空间。但由于国内政治斗争的复杂化，解委会的个别负责人，慑于国民党当局的压力，提出本党应“在国共两党之间采取超然态度，持绝对中立”。此主张一提出，就遭到大多数负责人的反对，认为“政治上没有什么绝对中立，总是要偏向某一方面的。我们是代表农工平民的政党，应当偏向共产党”。为了统一党内思想，健全组织，1940年秋，解委会开展了整顿组织的活动。规定成员都须重新填写入党申请书，并宣誓：“为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争取社会主义三大目标而奋斗到底。”那些主张绝对中立者不愿填表、宣誓，就离开了组织。与此同时，解委会还吸取了一批进步骨干参加组织。这些新生力量同老一辈负责人精诚团结，使解委会继续坚持与中共合作，将民族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政治路线。周恩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解委会“近因当局之压迫，日渐左倾，现正整顿其组织，与我们建立了密切合作”。

关于推动中间力量的大联合。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解委会及其他主张抗日的政党、社会团体、社会贤达，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消除异己的行为极为不满，一致认为“非民主团结，大局无出路，非加强中间派组织，无由争取民主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帮助支持下，经过反复讨论，决定在“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1941年 3月 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在重庆秘密召开，解委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社、乡村建设协会及社会贤达代表出席。解委会的章伯钧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和组织部长，丘哲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对民盟的成立给予热情支持，认为“这是抗战期间我国民主运动中的一个新推动”。民盟的成立是当时政治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中间党派的进一步联合，有利于民主运动的扩大、共产党信誉的提高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孤立，为革命力量增加了可靠的同盟军，开创了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新篇章。此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团结，就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心开展起来了。

民盟成立后，内部多党多派，情况复杂。解委会一直与盟内的进步力量团结在一起，坚持了正确的立场。在反对蒋介石的分裂活动中，在实施宪政的民主运动中，在调处国共两党关系中，在 1946年政协会议的斗争中，都为民盟同中共密切合作、互相配合，发挥了积极作用。

“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1947年 2月，解委会更名为中国农工党，章伯钧被推选为主席。同年 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农工党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1948年 4月 30日，在蒋介石当选“总统”的“行宪国大”闭幕前一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积极响应。彭泽民代表农工党同其他各民主党派联合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中共“五一”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仁等之本旨，曷胜钦企”，愿为结束国民党派反动之统治，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言献策。

1948年 5月 5日，彭泽民代表农工党，章伯钧以民盟领导人身份，同各民主党派暨爱国民主人士，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图为 6日《华商报》上刊登的电文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央人民政府、各大区以及省市行政机构中，都有农工党成员担任实职领导职务。至此，农工党在国家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再也不是一个被压迫、受抑制的地下党派，而是与各民主党派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担负起建设新中国的历史责任。

1949年 11月，农工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时任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应邀到会讲话。他说：“农工党是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党，大革命失败后，不少人动摇了，一部分人牺牲了。正如毛主席说的，多少同志倒下去了，留下的同志擦干身上的血，继续斗争。农工党也是一样，邓先生倒下去了，几个人撑下来。这就是不惧不屈的革命传统，农工党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许早就不存在了，更不要说参加今天的胜利的革命行列。”周总理的讲话让与会代表们受到一次深刻教育。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了全体代表。他勉励民主党派要过好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代表们备受鼓舞。

“五干会议”作出了《政治决议》，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人民民主革命战线上的坚强领导者。”大会决议的重点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全党同志”，“以《共同纲领》为本党行动纲领”。大会号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努力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为彻底实现人民政协《共同纲领》而奋斗。”

纵观农工党的历史发展道路，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是农工党不断进步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农工党从成立初期的挫折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在对待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一首要问题上，农工党也经历了建党初期的不正确认识到正确认识的根本性转变，形成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密切合作的优良传统。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工党同中国共产党一道并肩前进，一道栉风沐雨，一道经受考验，一道发展壮大，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了积极贡献。

(来源：统战新语）